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论越文化与海内外的文化交流

徐吉军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摘要越族是生活于我国东部沿海的一个古老部族。越族及先民在先秦及史前时期所创造的以稻作、丝绸、陶瓷等为代表的灿烂越文化,不仅与吴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相互交流、交融,而且对台湾,以及日本、南洋乃至大洋洲和美洲等海外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越文化是百越文化的代表,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岁月里,越族及其先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如稻作、丝绸、陶瓷、建筑、航海、玉器制作等等,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非常重要的贡献,甚至对日本、东南亚和美洲等国家和地区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就先秦及史前越文化与海内外的文化交流问题作一阐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越与吴、楚及中原王朝的文化交流

(一)吴、越的文化交融

吴、越两国,“接土邻境,壤交道属”,因此在立国之初便开始文化交流了。大约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两支原具有独特风格和文化内涵的区域性文化体系,在经过长时期的文化交流后,终于合二为一,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文化体系,后人概之为“吴越文化”。

从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吴、越两国在文化上的交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共同的语言

《吕氏春秋》卷二三《知化》曰:“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道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吴越春秋》卷五《夫差内传》也记载越国大夫文种的话,说:上合星宿,”在后“吴与越同音共律,下共一理。这种语言上的一致,在后代乃至今日还有据可查。

2.共同的习俗

吴、越两国在习俗上也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吕氏春秋·知化篇》载吴国大臣伍子胥话:“吴之与越也……习俗同”。《越绝书》卷七《越绝外传记范伯》:“吴越二邦,同气共俗。”而这种“同气共俗”的表现便是“断发文身”和“凿齿”等风俗。

“断发文身”是吴、越两国人民共同的习俗。王充《论衡·书虚篇》曰:“禹时,吴为裸国,断发文身。”《左传》哀公七年载子贡对吴太宰嚭说:“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孔颖达疏:“裸以为饰者,裸其身体以文身为饰也。”吴人的这种习俗,与史书所说越人“文身断发”或“被发文身”如出一辙。不仅如此,吴人文身的饰样及目的也与越国之人完全相同。《春秋谷梁传》哀公十三年载:“吴,夷狄之国,祝发文身。”范宁注:“祝,断也。文身,刻画其身以为文也。必自残毁者,以避蛟龙之害。”

同样,越国流行的“黑齿”、“凿齿”等习俗在吴国也极为普遍。《管子·小匡篇》载春秋时齐桓公云:“南至吴、越、巴,牂牁、瓞、不庾雕题、黑齿。荆蛮之国,莫违寡人之命。”《史记·赵世家》也曰:“黑齿雕题,却冠秫绌,大吴之国也。”

吴、越两国“同气共俗”在宗教信仰和丧葬习俗上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崇拜鬼神是吴越人普遍具有的特征,具体表现在越人的鸡卜和吴人的骨卜上。在丧葬习俗上,吴、越两地均盛行土墩墓。

3.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

首先在农业生产上,吴越两国人民都以水稻种植为主,而且都制造和使用形制基本相同的农业生产工具,如锯齿形镰刀、三角形铜犁、凹字形铜锄等。同时,两国都普遍畜养鸡、狗、鸟、兽等。又因吴、越两国有“三江、五湖之利”,渔业发达,所以“饭稻羹鱼”也成为两国人民共同的生活特性。

其次,在手工业上,吴、越两国都擅长于青铜冶铸、纺织、陶瓷、造船、酿酒等。由于交往密切,因此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相同的文化特征,如几何印纹陶。

再次,在生活方式上,吴越两国人民除“饭稻羹鱼”外,还“善于用舟”。习于水、便于舟是吴越两国人民又一共同的生活民俗。《孙子·九地篇》说:“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共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4.共同的民族性格

在民族性格上,吴、越两国有着相同的特性,即都尚武,以轻悍好斗著称于世。《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曰:“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吴越春秋·夫差内传》载吴人“王刚猛而毅,能行其令;百姓习于战守,将明于法禁”。吴、越人的这种民族特性至汉代犹存,《汉书·地理志下》载:“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二)越、楚的文化交流

越、楚两国境土相接,玉帛相通,因此在文化上很早就开始交流了。虽然越、楚两支区域文化,从它们各自的文化渊源、内涵、风格及水平和影响来看,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由于交流密切,故此在文化上相互影响较深。

首先,就越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来说,越国的青铜冶铸、陶瓷、建筑及音乐歌舞等均对楚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以青铜冶铸为例,春秋末年时,楚国就曾向越国学习过。《越绝书》卷一一《越绝外传记宝剑》载:“楚王召风胡子而问之曰:‘寡人闻吴有干将、越有欧冶子……因吴王请此二人作铁剑,可乎?’风胡子曰: ‘善。’于是乃令风胡子之吴,见欧冶子、干将,使人作铁剑。欧冶子、干将凿茨山,泄其溪,取铁英作为铁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在越、吴两国的帮助下,楚国的青铜冶铸业在战国时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终于赶上或超过了吴、越两国的水平。考古发掘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从楚地出土的大量铜剑来看,当时楚国的铜剑铸造完全仿照吴越双箍剑和空首剑的作法。于此,我们可以窥见越楚文化相互交融之一斑。此外,在建筑方面,越国的干栏式建筑对楚国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楚国“层台累榭”中的“累榭”,就或多或少受到了越人干栏式建筑的启示。在陶瓷制造上,使人感到惊讶的事实则是战国时期越式鼎对楚式罐形铜鼎和陶鼎的形态演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有的学者统计,在江陵雨台山558号楚墓中出土铜鼎18件,内有8件纯系越式风格(扁高足外撇),所占比列44.4%。如果按时代计,则战国中期出5件,所占比列33.3%;晚年3件,占100%。这种鼎在湘、鄂、赣诸省以及湘桂交界地带的战国墓中屡有出土。由此可以推知,战国中晚期的中小型楚墓中,扁高足外撇的附耳罐形铜鼎已成为楚式鼎的一个主要支系。[1]贺刚在《论越文化的特质及其与楚文化的相互浸染和融合》一文中认为:“越式鼎与楚式鼎在器物形态上的相互借鉴与吸收,当然只是楚越文化相互浸染与融合的一个侧面和一个缩影,但在这个侧面和缩影的背后所衬托出来的时代背景却表明:楚越文明在文化上的传承和展拓,并不因为军事的占领而导致民族文化的全部的更替。所谓文化的更替,实际上包涵了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对于外族文化的吸取,扬弃等多方面的内容。正因为如此,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对越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以及他与楚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作出新的估价,也不能不使我们对过去的传统观点作深刻的反思。”[2]同样,越国的音乐歌舞也对楚文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说苑·善说》载:“鄂君子枑之泛舟于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越人拥楫而歌,歌辞曰:‘滥兮抃草滥予,昌皙泽予,昌州州,甚州焉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乃楚说之曰:‘今夕何夕,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子皙乃㯓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从这则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越族民歌在当时颇受楚国人士的喜爱。在文学上,张正明认为《楚辞》中的《九歌》是屈原在越人之地仿越人之歌而作的。[3]而刘玉堂更是认为《离骚》也与越歌,至少是与越人有着某种瓜葛。在绘画艺术上,楚国更是受到越文化的濡染。刘玉堂认为,在湖北随州曾候乙墓墓主内棺上,彩绘的头生双角、肩长羽翼、手持双戈、身着甲胄、面目狰狞的神像,便是楚化的越神羽人。同样,曾候乙墓棺画中出现的五首龙蛇图像和1973年湖南长沙城东子弹库战国楚墓中出土的一幅龙凤为主题的升天导引帛画,均包孕着浓厚的越文化色彩。在雕刻方面,楚文化对越文化的吸收也不无反映。如楚墓中流行的虎头状镇墓兽,其颈部往往绘有龙纹,这种装饰艺术的出现,很可能就是越俗在楚国木雕艺术中的渗透。而彩绘龙座凤架鼓的出现,更表明楚人对越族民族风情的珍视。[4]

总之,越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杨权喜在《楚越关系初析》一文中认为:“楚和越有着许多共同的文化因素,在楚的统治中心——江汉地区,就能找到许多具有‘越文化特征’的遗物或遗迹。例如,新石器时代有段石斧,拔牙人骨,商周时期的‘越式鼎’(条形长足的宽底鼎)、靴形铜斧、铜钺、印纹硬陶,秦汉以后的铜鼓、悬棺葬和战国时期的木构建筑、悬底棺、阁楼式棺椁结构(这些都近似于栏式建筑)以及器物中盛行的龙纹、‘S’形纹、回纹等等,实物资料非常丰富。即使在楚都附近,在楚国最强盛时期,都可以找到‘越文化’遗物,例如楚都纪南城东北郊的九店、雨台山战国楚墓内,就曾多次发现‘越式铜鼎’或‘越式陶鼎’;在楚都纪南城内,也曾出士出战国时期的印纹硬陶器。”[5]

其次,就楚文化对越文化的影响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者文化之间的相互侵染和融合。越国长期生活于比较闭塞的环境中,因此在开放中只好借重外来先进文化的熏陶,积极引进人才,如担任越国执政大夫的范蠡和文种,都是楚人。他们的到来,不仅对越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而且也为越国在中原称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越国的文化中,有许多方面与范蠡、文种两人的建树密不可分。如今日绍兴城市的建筑结局就起源于楚人范蠡所建“山阴大城”,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一书中就明确认为“越宫室始于楚庭”。在民俗方面,越国也同样受到楚文化的侵染。以葬俗为例,春秋早期的越国流行土墩墓和石室墓,但至春秋晚期以后,这种传统的葬俗已濒于绝迹,取代它的是受楚俗或中原文化影响的竖穴土坑墓。在战国早期和中期的越墓所出文物中,都打上了楚文化的烙印。绍兴市出土的属战国时期绍兴坡圹乡狮子山306号墓,里面就曾出土楚式的汤鼎、圜底鼎和鐎盉等明器。至于这一时期越国墓葬中椁周填白膏泥、青膏泥,则无疑是效仿楚国的习俗。

(三)越国与中原文化的交流

说起越与中原华夏文化的关系,人们就会情不自禁的想起《史记》卷四一《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所载“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及《史记》卷二《夏本纪第二》所说的“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的话。虽然历代史学家对“越为禹后”和禹葬绍兴会稽两说看法不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越与夏的关系起源早、关系广。

据文献记载,早在商代初年,居住在东南沿海的于越,就已经和中原地区的华夏族进行频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两者的关系较为密切。《逸周书·王会解》载,商朝初年,伊尹受汤命下令给活动于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各以其土特产来朝贡时说:“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剪发文身。请令以鱼皮之鞞、鯃鲣之酱、鲛盾、利剑为献。”这里所提到的“沤(瓯)深”、“越沤(瓯)”,指的便是活动于东南沿海一带以于越为代表的越人,基本上为越国的范围。至西周初年,越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更为密切了,如《竹书纪年》卷下载:“周成王二十四年(公元前1001年)于越来宾。”当然,两国之间也发生过战争。例如在周穆王时(公元前947~公元前928年),“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架鼋鼍以为梁,遂伐越,至于纡”[6]。无疑,周王朝通过这些军事行动,也将其他先进的文化输送到了相对落后的越国。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越国的强盛,句践最后一次把都城从大越迁到琅琊(今山东琅琊),横行于江淮东”,并“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7],与中原华夏族的文化联系更为密切了。其时,越国使用华夏文字,并以华夏语为官方语言。越国的一些风俗习俗也受到中原华夏文化的影响。从地下文物来看,越王室的者汈编钟就反映了深刻的华夏文化。因此,有学者认为:至少从春秋后期起,越族已开始与华夏族融合。”[8]当然,越国对中原华夏文化也产生过一定的影晌。如《竹书纪年》卷下载:周赧王时,“越王使公师隅来献舟三百、箭五百万,及犀角象齿”。这表明,中原王朝在造船业方面吸收了越国的经验。

越国灭亡以后,其地文化仍对中原华夏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9],如吴越人创制的方舟、戈船、楼船在秦汉两朝颇为盛行。越人纺织而成的葛布也扬名中原,为中原统治者所欣赏。《后汉书》卷一一一《陆续传》载: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吴人陆闳,在东汉建武年中任尚书令。其人“美姿貌,喜著越布单衣。光武见而好之,自是常敕会稽郡献越布。”越歌在秦汉时也已传人三秦地区。《汉书》卷九八《元后传》载:汉成都侯王商“穿长安城,引内沣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盖,张周帷,辑灌越歌。”唐代颜师古注:“辑与楫同,濯与棹同,皆所以行船也。令执揖棹人为越歌也。辑谓棹之短者也。今吴越之人呼为桡,音饶。越歌,为越之歌。”

二、越文化对台湾的影响

中国大陆,尤其是生活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古越人,对台湾文化的发展曾产生过十分深远的影响,至今在台湾高山族社会文化中,还保留着古越族的一些文化特征。

越国与台湾的联系较为密切,且历史非常悠久。《太平御览》卷七八〇引《临海水土记》:“夷州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华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号为王,分画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种荆为蕃鄣。土地饶沃,即生五谷,又多鱼肉。舅姑子妇男女卧息,共一大床,交会之时,各不相避。能作细布,亦作斑文布,刻画其内有文章,以为饰好也。其地亦出铜铁,唯用鹿角为矛以战斗耳。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刃斧。环贯、珠珰。饮食不洁,取生鱼肉杂贮大器中以卤之,历日月乃啖食之,以为上肴。呼人民为弥麟,如有所召,取大空材,材十余丈,以着中庭。又以大杵旁舂之,闻四五里如鼓,民人闻之皆往驰赴会。饮食皆踞相对,凿木作器,饰如猪槽状,以鱼肉腥臊安中,十十五五共食之,以粟为酒,木槽贮之,用大竹筒七寸许饮之。歌以犬嗥,以相娱乐。得人头,斫去脑,驳其面肉,留置骨,取犬毛染之,作须眉发编,其齿以作口,自临战斗时用之,如假面状,此是夷王所服,战得头,着首还,于中庭建-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历年不下,彰示其功。又甲家有女,乙家有男,仍委父母,往就之居,与作夫妻,同牢而食。女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齿。”又曰:“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居处饮食、衣服、被饰与夷州民相似。父母死亡,杀犬祭之,作四方函以盛尸,饮酒歌舞毕,乃悬着髙山岩石之间,不埋土中作冢椁也。男女悉无履。今安阳罗江县是其子孙也,皆好猴头羮,以菜和中以醒酒,杂五肉臛不及之。其俗言:宁自负人千石之粟,不愿负人猴头羮臛。”从这则文献记载中所说的台湾土著居民断身文身、凿齿、猎头、犬祭、从妻居、喜食生鱼等习俗,与大陆东南沿海的古越族“安家之民”拥有颇多相同的文化特质,可见他们在历史上均同属于百越族的一支。有鉴于比,蒙文通更是认为:“台湾、澎湖早在春秋末世或已为大陆建国之吴、越所统属。”[10]凌纯声明确指出:在一千七百年前,住在台湾岛上的夷州和大陆浙闽沿岸的安家民是同一民族,由他们的六种文化特质,可证明二者是属于大陆上古代的越獠民族。远在纪元以前,越人己由大陆移居台湾,海上早有往来。”[11]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也有力地证明了生活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古越族与台湾土著居民之间的血肉关系。如台湾芝头岩、圆山和凤鼻头渚等文化遗址中普遍出土的彩绘陶片、有段石锛、有肩石斧及几何印纹陶等、均为大陆浙闽沿海地区常见的典型文物。尤其是芝山岩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米和陀螺形木器,表明其文化祖型当“来自中国东部或东南沿海,尤其是浙闽地区的可能性很大”[12]。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通过对台湾石器时代典型文物的深入而全面的研究,认为台湾新石器时代的人是由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越人迁移去的。[13]

海外学者也大多认为台湾史前时期的文化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越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日本学者鹿野忠雄指出:“绳纹陶器是从亚洲大陆直接传人台湾,而非自南方的岛屿传人者,由此可见,台湾先史文化的基底有着大陆文化。网纹陶器恐为自中华传入台湾,而几乎波及全岛。黑陶文化为中国东南的沿海文化,或沿着海岸南下然后传入台湾。有段石斧传人的来源地或为福建。”[14]日本学者金关丈夫说:“倘在岛外寻求伴着靴形石器的文化系统,而又最接近台湾先史时代的文化,则在现今的智识范围以内,可说是浙江省杭县良渚镇的先史文化。但要考其连络的径路,我们认为福建省沿海的先史时代遗址的探求,实为必要。”[15]

三、越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关于越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近年来中日学者颇为重视的一个课题。在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中日文化交流始于公元前二、三世纪,也就是说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日本新石器时代绳文文化晚期。其主要论据是《汉书·地理志》有“乐浪海中有侨人,分百余国,以岁时来献”的文字记载,以及中国的水稻种植、丝麻纺织、金属铸造等先进技术传入日本和大陆移民的成批到达日本列岛。这些材料多年来一直被学术界所反复引用,成为中日文化交流二千年历史的主要依据。

然而,随着大量考古资料的发掘以及研究的深人,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对此提出了疑问,认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远远不止两千年,当可以推溯到公元前五千年,即有七千年的文化交流史。198395日,安志敏在日本京都第三十一届国际亚洲、北非人文科学会议讨论会上作了《关于河姆渡文化》的报告,指出:“以河姆渡及其后续者为代表的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文化的若干因素,也可能影响到史前日本。如绳文时代的玉玦、漆器以及稻作的萌芽,弥生时代及其以后的干栏式建筑,都可从长江下游找到渊源关系。”[16]此外,中国学者王仲殊、李学勤、陈桥驿、严文明、徐桐生、孟宪仁以及日本的日下恒夫、鸟越宪三郎等,分别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人种学、民俗学、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宗教学、伦理学、文学艺术等学科着手,对中日的史前文化交流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引起了学术界的注目和重视。

从考古学、历史文献学、民族学等方面的研究资料来看,越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比较广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稻作农耕

日本新石器时代的绳文文化有无农耕,是学术界长期争议的一个问题,其观点主要有绳文前期农耕论、绳文中期农耕论、绳文晚期农耕论和照叶林文化论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近,日本考古界在北九州的许多绳文文化晚期遗址发现有人工培育的水稻和成套的中国系统的磨制石斧,特别是1978年在福冈县板付发现了距今2400年至2500年绳文文化晚期的水田遗址。在这个遗址中,发现有调节稻田水量的堰水栅、水沟、田间小道、稻田等,以及印在陶片上的稻壳压痕和一百多粒炭化的稻米。通过对这些遗址沉积物的孢粉学研究,日本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日本的稻作农耕开始于绳文文化晚期。

但据日本农学家们的研究,日本原先并没有野生稻。那么,这些野生稻是什么地区传过去的呢?对此,几乎所有的日本学者都认为,日本的稻作农耕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

关于传播的路线,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华北说(或称陆路说),认为水稻是从中国的河北、辽宁通过朝鲜半岛到达日本九州,再由九州沿濑户内海向畿内扩展。二是华南说,认为稻种由中国华南经南岛(琉球、宫古岛等地)进人北九州,再进一步传播到日本内地。三是华中说,此说包括四种砚点,一种观点是主张稻种是从长江下游经朝鲜南部传到九州,然后再传到日本各地;第二种观点认为水稻从长江下游传到山东半岛,再渡海传到日本;第三种观点认为稻种是从长江口直接渡海传到日本中部地区的;第四种观点认为“最大的可能是从长江下游→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九州再到丰州这样一条以陆路为主,兼有短程海路的弧形路线,以接力棒的方式传播过去的。”[17]

我们认为,这几种说法都可能成立,但从传播的时间来说,当以华中为最早,地位也最为重要,其理由是:中国稻作农耕的出现以越族地区为最早,稻类作物的发现最为集中。越族地区目前已经发现的有关新石器时代的稻作遗址有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桐乡罗家角、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宁波八字桥、鄞县人交公社,上海青浦崧泽、福泉山,江苏无锡仙蠡墩、吴县草鞋山等十多处。经过对河姆渡出土的谷物的科学鉴定,它不仅有人工栽培的水稻,而且有籼、粳两亚种,还有过渡类型,反映的是一个亚洲栽培稻属的杂合群体[18]。同时还出土了许多制作精良的农具——骨耜,仅第四文化层就有76[19]。这说明,早在七千年前后,这一地区就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稻作农耕。此后水稻的种植始终是越族农业生产中一个最为重要的部门。

中国的华北以栽培粟、黍为主,虽然少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所谓稻作的痕迹,但绝大多数没有发表实物的图片,而且也没有经过科学的鉴定,只是报告者根据形态近似而作的推断,我们自然不能以此为证,说这里是中国稻作农耕的中心。由此,严文明认为:“长江下游及其附近是我国史前栽培稻的一个重要的传播中心。中国史前的稻作农业,正是从那里像波浪一样呈扇面展开.其传括所及几乎包括了我国的稻作农业的全部地区。”[20]

日本稻作农耕源于越族地区的看法,近年来不仅为大多数中国学者所接受,而且也被许多日本学者的研究所证实。如日本东京大学的赤泽建在《日本的水稻栽培》一文中说:“一般认为,(日本)水稻栽培之始首先是受大陆影响的刺激。关于从哪里和通过哪条路线水稻栽培得以传播,则在日本史前史的研究中争论激烈。不过,根据最近的研究,已得出结论认为,最有可能的路线是从中国南方的长江下游地区,经过朝鲜南部、直至九州北部,或者是从长江下游地区直接到达九州北部。”[21]日本学者佐佐木高明说:“这些居住于沿海附近、使用舟根、进行鱼捞、并且有几何印纹陶文化的水田稻作民们,对于横渡东海的栽培型稻作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一定扮演过重要的角色”[22]。一些日本学者还从育种学、航海学的角度,证明了“稻谷是在公元前l000年,从浙江省南部,越过东海直接传到日本九州西北的”[23]。又有一些日本学者根据稻谷酶谱的变异范围和“地理渐变”的特征,对亚洲不同地区的766个水稻品种进行了酯酶同功酶的酶谱分析,认为日本的水稻品种很可能是由中国的长江口传至日本的。[24]这些学者的论断与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可谓异曲同工。以上研究结论足以证明,日本的稻作文化是从越族地区传入的。

水稻自绳文晚期从中国渡海传到日本九州,“史前的九州人便自然从迁徙渔猎生活转向饭稻羹鱼,并逐渐向本州推进。稻作传遍日本各地以后,由于其海产资源的丰富,日本的‘饭稻羹鱼’较之中国东南沿海更为典型。它对日本人口的增殖,日本文化的孕育、发展及其深远的影响,怎么估计也不为过分”[25]

除水稻外,日本经济作物的栽培也受到越族地区的形响。据日本学者研究,日本绳文文化前期开始栽培的葫芦、绿豆、构树、芋头、菱角等植物,也是从中国长江下游渡过东海传到日本九月西北的。[26]

此外,日本弥生时代石制和木制农具的品种、使用方法等,也都可以从长江下游的遗物里找到其渊源。像安装本柄的石斧、石锛和收割用的半月形石镰都比较接近。特别是江南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文化中出现的以耜、镰为代表的木制农具,同样在日本弥生文化遗址中有大量的发现。另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日本古代九州等地盛行的踏耕技术亦系由越族地区传入。由此可见,越族地区和日本古代的相作农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二)养蚕纺织

关于养蚕的起源,过去一直认为是在黄河流域。1967年,日本学者吉武成美通过用同功酶对多种家蚕品种的血液酯酶、皮肤脂酶和血液磷酸酶进行侧定,提出养蚕起源于中国黄河流域,最初是一化性种,然后向江南等地及世界各地传播,并形成二化性种和多化性种。[27]这种以一地为中心、四面传播扩散的养蚕起源理论,一时被国内外学者所纷纷引用。

但近几年来的考古资料表明,越地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缝丝的发源地。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扛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用于纺织的打纬骨机刀、骨棱、梭形器、木制纹纱捧、打纬刀、经轴(残片)和陶制纺轮等纺织工具。而且在一件骨匕上还阴刻有编织纹,特别是在两件盅形象牙雕刻器外壁上刻有编织纹和蚕纹图像,它表明早在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越地已经开始饲养家蚕。原始纺织技术中可能已包括丝织技术,这是纺织技术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此外,在浙江吴兴钱山漾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还出现了绸片、丝线、丝带、麻布片等物。尤其是钱山漾出土的绸片,经科学鉴定,是茧丝捻合的长丝做经纬、交织而成的平纹织物,表面细致、光洁,丝缕平整,为我国至今出土最早的丝织品。这说明,越地“新石器时代的纺织品,无论在种类或技术方面,都远超黄河流域”[28]。到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地区成为中国纺织业的中心之一,主要以生产麻纺织品为主。现有的资料表明,当时已能生产丝、帛、罗、纱等。

吴越民族的养蚕纺织技艺,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彭晌。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随看越族大规模的流散和外迁,先进的养蚕、织绸和缝制吴服的技术也传到了日本。如日本弥生前期的蚕丝纤维断面属于华中系的蚕品种,弥生中期后半才出现华中系与乐浪系的混合品种。[29]到西汉哀帝年间,吴越地区著名的“越罗”织造技术和罗织物也传到了日本。[30]

(三)建筑

吴越文化对日本的建筑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主要体现在高地性聚落、环漆聚落、干栏式建筑等方面。

1.高地聚落

在日本列岛,特别是西日本,有许多高地性聚落,总数在500个以上,其年代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之间。这些弥生文化时期的高地性聚落遗址,其特征是:第一,从平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二,在山顶、山腰有池塘供饮水用;第三,用烟火联系周围的聚落,所以遗址的间隔一般不超过五公里;第四,没有用石的城墙,有土的城墙或沟作为防御。以前,日本学者往往认为日本的高地性聚落遗址和朝鲜半岛的类似遗迹有着密切的联系。但遗憾的是,朝鲜这种高地性聚落遗址发现较少,很难说明两地之间有多大的联系。19908月,日本同文社大学文学部教授森浩一通过对浙江萧山市越国固陵城遗址的考察,得出了“越地方的山城影响了日本弥生文化(特别高地性聚落)”的结论。[31]

2.干栏式建筑

干栏式建筑是越族根据当地气候温和、湿度较大等自然环境创造出来的一种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建筑物,具有干燥通风、避免潮湿、防止虫蛇及猛兽侵扰等优点。究其渊源,它最早出现于越族地区。在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带有榫卯的长条形构件。据研究,当是干栏式建筑的最早遗址[32]。此外,在浙江桐乡罗家角、吴兴钱山漾等新石器文化遗址,都发现有干栏式建筑的遗址。中国云南、湖北、广东等地虽然也发现有这种遗址,但从数量和时间上看,都远远逊于越地,都是随着越人的迁徙而传到这些地区的。

值得注意的是,越人的这种原始的干栏式建筑形制在日本也有发现。如日本传讚岐国发现的铜铎和奈良佐味田宝塚古坟出土铜镜上所表现的都是底架桩柱和长脊短檐式屋顶的干栏式建筑。此外,在奈良唐古遗址出土的弥生脚片所刻划的干栏式建筑图像也与铜铎基本相似。根据以上的资料,安志敏推断扩日本“至少从弥生文化以来,已经出现了长脊短檐的干栏式建筑,古坟时代的埴轮家也还保留了同样的形制,因而表现了与长江流域的密切联系。不过汉代干栏式建筑的陶屋已不见长脊短檐式的屋顶,那么日本所接受的影响显然是在汉代以前”。[33]

(四)金属冶炼

日本在公元前二、一世纪进入青铜器时代,并生产铜剑、铜矛和铜铎等青铜器。到公元二世纪又进入铁器时代,开始使用铁制农具和铁制武器。

关于日本金属冶炼的起源,中外史学界一致认为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那么,日本的青铜冶炼到底是从中国的哪个地区传过去的呢?我们认为,日本的金属冶炼与越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众所周知,吴越地区是我国冶金业的两大发源地之一,它与华夏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我国古代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远在商代,吴越地区就已有发展程度不一的青铜文化,有少量的青铜器出土,如吴兴棣溪、海盐、安吉、丹徒烟墩山、武进淹城等地出土的商代铜器,以及在江苏湖熟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用来熔铜的厚胎陶钵和挹灌铜液的勺类,可见制作匠师均为吴越地区的土著居民,这表明青铜冶炼在吴越地区有着深厚的基础。郭沫若早在三十年代就曾大胆推论,青铜冶炼技术从南方的江淮流域输入黄河流域是比较有更大的可能性,因为古来相传江南是金锡的名产地,因此亦有可能被商人所学去。[34]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金属制造工艺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甚至“超过了周王室器物的水平”[35]。其中剑、戈、刀等青铜武器的制造技术,更是居各国之首,名扬四海。

越国的青铜文化对日本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日本弥生前期出土的东周式铜剑和奈良县东大寺山古坟出土的“中平”(184~189年)铭文的铁大刀,便可能是通过海路的输入品[36]。值得注意的是,越族擅长铸造青铜兵器的传统,也在日本得到了发扬与光大。如1984年夏天,仅在日本岛根县簸川郡斐川町荒神爷的两个埋祭坑中就发现了埋在一起的358柄铜剑和16件铜矛,成为轰动日本学术界的大事。[37]这表明当时的日本也是擅长铸造兵器的。

另据罗香林研究,日本出土的铜铎可能受到越文化的影响。铜铎为越国固有的文化。在中国,除吴越古地以外,别处鲜有铜铎出土。但在异国他乡的日本却出土了不少铜铎,如日本畿内、北陆、山阴、山阳、四国以及九州的一小部分,都有铜铎出土,数量已达100枚左右。据原田淑人教授研究,日本“铜铎之形,与中国之钟相类,但似未见钟而想象仿造者。用途不似乐器,或视作宝品,均不能定。还有一层,朝鲜迄今尚未出土,而日本乃有百枚之多,则或是日本古代之器。今安艺国铜铎与铜剑同出,则铜铎与铜剑必存一共同之时代”。按日本出土铜铎,其形制正与吴越铜铎相似,其与钢剑相伴出土,亦与越族之同时盛用铜剑者相合。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日本铜铎或者传自吴越民族;或者日本民族根本上有一部分与吴越民族同一源流,亦说不定。[38]

(五)陶器制作

日本史前时代的陶器制作曾受到越文化的影响,其中以鬲形陶器和印纹陶为突出。越人是中国最早烧制釉陶的,余姚河姆渡遗址考古发现表明,早在七千年前,越族的先民们就已经开始烧制陶器。到商朝时,在浙江出现了结构完整、装烧量大、窑温较高的烧制印纹硬陶的龙窑。春秋时期,越地的印纹硬陶“已达到全盛阶段”[39],还出现了原始瓷器。战国时期,这里的制陶业更是趋于发达,仅浙江绍兴的富盛和萧山的进化两地就发现了我国早期的窑址20多座,有的窑址还呈长条形斜坡状,说明这些窑场具有水平较高的专业作坊的性质[40]

吴越的陶器以几何印纹陶和原始青瓷为特征,器类主要有鼎、甗、釜、罐、碗、杯、壶、尊、觚、豆、毁、觯、鬲、盉等。其中两形陶器有很大一部分具有鲜明的江南地方特色,多具凸出的圆肩,以素面为主,也出现个别几何印纹。

从日本青森县今津出土的鬲形陶器来看,器形与越地出土的昂形陶器相似;纹饰也与太湖地区西周晚期至春秋前期的一些器物相似。这说明,日本青森县今津出土的尾形陶器是模仿越地的陶器而制作的,至少表明两者之间有着比较密切的文化联系。此外,日本长崎福江市发现的印纹陶罐,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都带有显明的吴越文化特色,它不同于绳文文化时期的陶器,表明其祖型无疑来自中国大陆。

(六)玉器

日本绳文文化和弥生文化时期的玉石器,在中国的越族地区也可以找到它们的渊源。周南泉在《试论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一文中认为:“它们不仅外貌,而且用途和琢磨制作工艺都几乎一致。”特别是日本绳文文化前期的代表性的遗物之―玉石玦,其孔眼的“喇叭形”口,极似太器中用非金属穿孔的痕迹”。[41]

(七)漆器

越地是中国髹漆的发源地。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三层(早期)出土有一只木质漆碗,外表有薄层朱红涂料,微显光泽,经化学方法和光谱分析,鉴定为生漆,这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漆制品。此外,在杭州水田畈和余杭反山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均有髹漆制品出土。在绍兴战国木椁墓中也出土过木胎漆器。其中,良渚文化的黑陶上常见有漆绘的花纹。[42]这种现象在日本绳文文化遗址中也可见到,如唐津菜畑遗址出土的黑陶就有漆绘的花纹[43],与良渚文化比较接近。它表明,日本的漆器制作可能也受到越文化的影响。安志敏通过对两地漆器的研究后认为:“日本绳文文化的漆器主要出自晚期,有竹木胎的容器以及漆弓等,甚至绳文前期也出土了精致的漆梳,如果追溯它们的来源,也当和中国的长江流域有着密切的联系。”[44]

(八)语言

据夏恒翔、孟宪仁等研究,越语与日本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淮南子·原道训》:“于越生葛絺。”《广韵》:“葛,古达切,絺,丑饥切。”古音葛、絺二字读gatsi,与日语カジ(梶、楮)音义均接近。《越绝书》卷三:“越人谓船为须虑。”西村真次《文化移动论》:“出云的中海,有所谓梭利科船。”梭利科音近须虑。《越绝书》卷八:“越人谓盐曰余。”《广韵》:“余,视遮切。”音近日语シ才(盐)。《吴越春秋》徐氏注:“姑中山者,越铜官之山也,越人谓铜姑渎。”铜姑渎即指铜灶、铜矿、冶铜炉。而古日语称灶为ク卜,音义与姑读一致。[45]此外,据陈桥驿研究,日语读音中的许多词汇都是越音,如“日语音读数字:一、二、三、四、五等等,这个‘二’,音读作‘ni’,现在主要流行于宁绍地区”。[46]这种语言的一致性,表明日本与吴越文化有着扁定的血缘关系,它是越文化影响日本的活化石。

(九)风俗

从民俗学资料来看,越族的许多风俗习惯在日本也可以找到其影响的痕迹。

首先,就丧葬习俗来说,日本弥生时代开始出现的坟丘墓与吴越地区的土墩墓非常相似。从日本吉野ク里遗址发现的弥生文化墓葬来看,坟丘的形制比较特殊,先在周围挖成断续的环沟,再把底部挖成浅钵状,然后用土逐层堆成略近龟甲形的坟丘。坟丘墓的南面的数层台阶,然后是长27米、宽4米的参道,由此向南延伸并转折向西,通过外壕的“陆桥”。台阶的顶端有两处火烧的痕迹,直径达一米多,当属祭祀的遗迹。这与流行于吴越地区的土墩墓,无论是性质还是形制都趋于一致,现列表比较如下:


从历史及传播情况看,坟丘墓受土墩墓的影响应该说没有疑问。

其次,越族带有原始尚武精神性质的文身习俗,在古代的日本也颇为盛行。《南洋见闻录》载:“文身涅齿(黑齿)由来久矣,文身之俗,存在于缅甸、日本、安南、暹罗之人。”明治初年,日本曾特制法律条例加以禁止。由此可见风气之盛。

越人好剑而敢死,自杀也往往用剑自刎而死。槜李之战,句践为了达到以乱吴师之目的,使数十人在昊兵阵前集体用剑自刎,场面之壮烈,令敌军为之心惊,阵脚大乱,以致溃败。及越国称场中原,这种自刎方式也逐渐传播到中原诸国。后来,随着越人东渡日本,自然也将这种自刎方式传到日本。日本武士爱用刀剖腹自杀,就像越人好用剑自刎,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处。

(十)宗教

越族的宗教信仰与日本颇多类似之处,一是宗教观念强烈,二是宗教意识重复叠合。

越人宗教迷信的色彩极为浓厚。《淮南子》载:越人机。颜师古注曰:“荆人鬼,”“机,鬼俗也,从鬼几声。”《史记·封禅书》载越人风俗说:“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广置宗庙和盛行占卜,多淫祀,好卜筮”[47],是越族宗教迷信的具体反映。

从文献学和民俗学的资料来看.日本民族的宗教信仰风尚是受到越族遗风的影响。根据《出土风云记》的记载,日本古代的出云国(即今之岛根县)曾建有380多个神社,但出云国中的少数乡,如古志乡,曾是越人的居住区。因此肯定有许多是越族宗教的设施。越人酋长和巫师少彦名,迄今还为日本许多神社所供奉。此外,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在中国云南的考察中,发现了日本神社鸟居(山门牌坊)、劝进绳等最原始的原型物。[48]云南的“西瓯(越)”来源于中国东南沿海,与越族共祖,由此可以“说明日本神道社的根子在中国吴越和东夷故里”。

(十一)图腾崇拜

越人的图腾崇拜是多种多样的,从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主要有鸟、蛇两种图腾。鸟图腾是越人最早、也是最为重要的图腾,其历史可以推溯到新石器时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鸟形雕塑、图案的多次出现,说明早在七千年前吴越先民们就已经崇拜鸟了。此后,在良渚文化等遗址中也出土过很像是立于屋顶柱形物上端的鸟形图案,这可能也是图腾崇拜的标志。到春秋战国时期,从越人的经济生产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中,都浸透着“鸟”的观念。浙江绍兴306号墓铜屋模型屋顶上塑的鸟,以及众多的“鸟田”传说和越王“鸟喙”、越人“鸟语”、“鸟书”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越人对“鸟”的爱好与崇拜,在日本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日本神话中以鸟为始祖的记载不仅十分明确,而且非常详细。日本鸟图腾崇拜的实物也有较多出土。以“飞鸟”命名的神社、山川地名在日本非常普遍。飞鸟神社遍布全国,香火极盛;鸟之峰、鸟居峰、飞鸟山、飞鸟峰、飞鸟神峰等山川地名也屡见不鲜。由此可见日本人对鸟的崇尚尊敬程度。另据学者研究,日本古代的贺茂氏就是信奉鸟图肠的异族,来像于中国藏族,为吴越人的后裔。[49]

(十二)地名

从古地者的角度来看,越文化对日本也有明显的影响关系。据陈桥驿研究,在日本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含有“越”宇的地名,数量有一千以上,特别是在沿海的古国名中的“越前”、“越中”、“越后”,“都是古代越族到达这个地区的标志,也就是吴越文化的标志”。[50]越族先民漂洋过海到达日本,在那里定居生息,不仅把越文化传到了异地他乡,而且也在地名上留下了他们怀念故地的痕迹。

(十三)血缘人种

据科学侧定,日本民族和越族有着十分密切的血统人种关系。1950年,日本学者为了研究证实日本和中国两大民族之间的血统人种关系,曾自发组成了“日本民族头骨指数测定会”,在文部省的资助下,解剖学家们对大学中男女学生的头骨进行测量,花费了五年时间,集中了代表全国280个县市的六七万人的测定结果,最后由日本最著名的体质人类学家长谷部言人博士整理分析,并与日本周围民族的头骨指数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日本人的头骨指数大多数与中国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及山东半岛人的头骨指数相同,而与中国其它省份人的头骨指数不同,由此得出结论,日本人的祖先曾在中国东海岸地带居住过。[51]

这种科学测定,在考古中也得对了证实。根据日本考古、人类学者对弥生文化时期人骨的分类研究,发砚西南九州的弥生人体质特征最接近大陆地区的人体特征。从这些人骨来看,无论身高、头长,还是在鼻高、面高等方面都接近中国东南地区的吴越人,而与日本其它地区的人骨特征截然有别。这说明该地区的日本人,其祖先可能是吴越人。

当然,越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并非一朝一夕所致,而是一种历史现象。越地,江河湖泊密布,东临大海,越族先民长年累月在水中捕捞鱼类与水产,善游泳,熟谙水性;为了到达远距离的水域,越族先民早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时期就制造了独木舟,此后造船技术一直居全国之领先地位。丰富的水上(海上)航行经验和先进的船只,为吴越先民的海外开发提供了先决条件。大约在夏商以前(即新石器晚期),越族的一些先民们可能因受卷转虫海侵的影响,在夏季,乘着独木舟或木筏,顺着盛行的南风,漂往琉球和日本。大约到了战国时期,楚威王灭越,越族又有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上迁移,他们中有一部分到达了日本,带去了先进的越文化,与当地文化相融合,成为日本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日本古代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越文化对南洋的影响

越国文化对南洋文化(或者说东南亚文化)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美国学者徐松石在《南洋民族的鸟田血统》一文中指出:“我们有许多理由可以断定今日南洋棕色民族的祖先,最主要的部分,发源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带。这地带自渤海湾,经山东、江苏、浙江、福建,而至广东省境。此类移民,自中国移人南洋,乃自中国的先秦降至东汉时代。他们在中国东南沿海最初的部族名称乃鸟田人、鸟田人在中国的历史,可以清清楚楚推溯到夏朝大禹王的时期,距今已经有四千余年了。换一句话说,今日马来人、印度尼西人和菲律宾人,均有四千余年可稽的民族历史,他们的渊源可谓相当绵远。”[52]此外,林惠祥《马来人与中国东南方人同源说》、凌纯声《南洋土著与中国古代百越民族》等文也持同一观点。

从考古学、民族学、历史文欲学的资料来看,中国东南古越族与东南亚民族的密切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越族及其先民所创的有段石喯和印纹陶在东南亚地区多有发现。“由这些特殊器物的发现,可以论证百越民族的一支.携带有段石喯和印纹陶的制造技术,南下到东南亚,成为现代东南亚民族之一来源”。[53]二是从体质、语言及断发文身、凿齿、干栏式建筑、食人与猎头、崖葬、洪水传说等民族学调查资料来看,也可证明越族与东南亚民族密切的血缘关系和文化联系。[54]三从《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是时(秦代),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口故障。因徙天下有罪滴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外,以备东海外越,及更名大越曰山阴”等文献记载来看,在越国灭亡前后,生活于中国东南沿海的越人曾多次南迁,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迁移到东南亚地区,成为当地民族之一来源。狄逊在《人类种族史》一书中指出:“我想马来人的发生是由于华南和华中海岸的阿尔卑型人种和原住的阿尔卑人种以及加斯比型人种混合的结果,因为他们的文化是海洋式的。他们早能造船和航海。当汉族发展到了东部沿海和这种非汉族的人民接触时,便由他们学得了造船和航海的技术。汉族南进时将这种马来族一部分吸收,一部分赶走,于是这种惯于航海的马来人便时时航行到东方或南方的海外寻找新住地。他们后来定居在菲律宾西海岸,棉兰佬的三板牙半岛、苏禄列岛、婆罗洲海岸、苏门答腊的东海岸,最后到了西海岸而成为门南加堡马来人。”约在公元前五百年,有一支住在中国南方海岸的正马来人,原是勇敢的航海民族,因受了汉族南迁的影响,使向海外寻觅新住所,定住在菲律宾婆罗洲苏门答腊,在第十二世纪时更进入马来半岛,并移住于其它各岛的海岸。但是在印度尼西亚地方,正马来人还不过是表面一层,大多数的人民是属干古阿尔卑型的。”[55]他在这里所说的华南华中海岸,即指今日江浙闽粤四省地区。

在越国文化对东南亚文化的影响中,尤以越南最为深远,影响也最大。越南历史学家陶维英在他所著的《越南古代史》一书中指出:“江南地区的某一地点,有一支以捕鱼和越海为业的越族人,南下到越南,成为后来的雒越。”[56]雒越即今日越南人之祖先。

五、越文化对大洋洲和美洲的影响

关于越文化或者说中国东南古民族对大洋洲、美洲文化的影响问题,近年来又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重视,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学者专著,如房仲甫《殷人航彼美洲再探》(《世界历史》1983年第3期)、石钟健《古代中国船只到达美洲的文物证据——与石锚和有段石锛》(《思想战线》1983年第1期)、《论悬棺葬的起源和越人的海外迁徙》(《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张小华《中国与大洋洲、美洲古代交往的探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l期)、沈根荣《古代中国越人到过美洲吗?——与石钟键同志商榷》(《思想战线》1983年第6期)、美国学者徐松石《南洋民族的鸟田血统》、杨江《马来一玻里尼西亚与中国南方文化传统的关系》、凌纯声《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澳大利亚学者贝尔伍德博士所著的《人类征服太平洋——东南亚、大洋洲史前史》(新西兰奥克兰1978年版)等。美国学者杨江在《马来一玻里尼西亚与中中国南方文化传统的关系》一文中认为:“大量的语言、习俗、物质文化方面的考证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越国人的后代与马来-玻里尼亚文化有悠久的联系。”“早在6000年前,马来一玻里尼亚人的祖先开始从中国的福建省出发进行了长途的迁移运动。他们向南行进穿越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尔后分两个方向迁移。一路向西,到达马达加斯加;另一路向东,到达夏威夷和伊斯特岛。东徙的年代表如下:距今6000年前,到达中国东南部及台湾;距今5500年,到达婆罗洲、帝汶岛;距今4500年,到达印尼所罗门群岛新几内亚;距今4000年,到达西密克罗尼亚群岛;距今3500年,到达斐济;距今3000年,到达萨摩亚群岛;距今1700年,到达马贵斯群岛;距今1600年,到达伊斯特岛;距今1400年,到达夏成夷;距今1100年,到达新西兰。对于这次横贯太平洋的大迁移,已经有了许多翔实的史料记录。人们在语言学方面比较过该地区各地语言、语调的差异与变化;在建筑风格上比较过其中的进化与演变;同时对人种的遗传特性、杜团组织的特点、宗教的相似性及文化习俗的其他诸方面都有过考察和研究。所以,现在人们已经能够较好地理解该地区中诸种文化的联系。”[57]

越文化与美洲文化也有着十分悠久的文化联系。石兴邦在《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问题》一文中认为:“多种物证表明,距今6000年夷人和越人就已同美洲和大洋洲有了接触。距今6000年前后属于夷人和越人分布范围内的我国黄淮下游、东部沿海、渤海清周围以及东南沿海的青莲岗文化系统,与北美洲文化体系基本一致。”[58]石钟健在《古代中国船只到达美洲的文物证据——石锚和有段石锛》一文中也指出:“古代古越人生活在江海之间的陆地上,同时拥有‘东绝大海’的广阔海域。由于所处地理环境特殊,因此造成了他们陆海兼处的生活特点,正如越王句践说过的一句话,越人‘水行而山处’。正因为他们拥有非凡的航海经验,所以早在几千年前,已经驰骋于波涛汹涌的近海以及远洋之中。更因为在原始宗教和传统信念——‘朝东方去’思想支配之下,特别由于来自中原王朝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压力,迫使他们离开大陆,渡过太平洋,来到南北美洲。他们到达新大陆的时期,当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古代越人精于造船,擅长航海,长期从事海上生活,根据这种生活特点,说他们在古代较早时期,已经渡过太平洋,到达南北美洲,理由不能说是不充分的”。“越人到达美洲的时期,当在公元之前的一二千年之间。她们到达南、北美洲的确切时期,比公元五世纪西域五僧之东渡‘扶桑’(公元458年),要早一千余年;比十五世纪哥伦布的‘发现新大陆’(公元1492年),要早二千余年”。“古代越人到达南、北美洲,在古代世界史上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其重要意义有四:第一,最早打开了亚、美两大洲间北路和中路的海上交通。第二,由于受到亚洲较先进的文化的影响,美洲的原始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第三,证实了后此西域五僧的东渡‘扶桑’,正是沿着太平洋北岸老路前往的。第四,把把发现新大陆的时期,提早了二千余年”。[59]

越人到达美洲的证据有以下几点:一是在北美加利福尼亚“浅海”中发现了三十块古代东方石锚。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考古研究所所长威廉·克卢洛教授认为:“这些大概是许多世纪以前来访问南加利福尼亚海岸的一条或许多条中国人或日本人的船留下的锚。”“其样式是五百年至一千年前的东西。”[60]而石钟健认为:北美“浅海”石锚和我国古代船锚同属于石锚一系,两者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说明“浅海”石锚原是从中国东南沿海随船而去的。[61]二是美洲大陆发现的有段石锛和中国大陆东南区发现的同类器形极其相似。林惠祥认为:“有段石锛是出自亚洲大陆,然后传到台湾、菲律宾和玻利尼西亚。”“甚至在南美洲厄瓜多尔也有。”而“有段石锛应当是古代百越族的文化物质,也便是发生在中国东南区的”。[62]三是花生。花生的原产地一般都认为是中美洲,但在中国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却发现了花生实物,国内外有许多学者将此当作中国古代越人与美洲交往的物证。如张小华先生在《中国与大洋洲、美洲古代交往的探讨)一文中认为:“通过对花生一系列最新研究,不难发现,花生既不是后代窜入,又无起源于中国的考证,且还有考古学界一致公认的可靠的C14测定年代,那么花生理所当然应为中国与南美玻利维亚4000年前就存在交往的有力证据。”四是在南美玻利维亚拉巴斯郊区距今3600年前的古帝国首都蒂瓦纳库古城中发现有石雕中国人头像。值得注意的是,在古越人的老家,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第二层,年代为距今4000年以上,我们也发现了人头塑像。其特征与南美古城的头像基本一致。两地人头刻像的发现,时间上也基本吻合,这为古越人与南美玻利维亚人的交往找到了直接证据[63]。五是在大洋洲新西兰和中南美洲都发现有雕刻精美的玉器及爱玉的风尚,尤其是新西兰的玉器与中国玉器相同到几乎无法分辨的地步。这不由得不使人想起良诸文化时期盛行的爱玉、崇玉风尚。六是中国东南越人与美洲、大洋洲均有与太阳有关的相似的传说、祭祀太阳的遗物或古迹:张小华先生认为“这些可能正是当年迎着朝阳前进的中国东南古民族遗留下来的痕迹”[64]

 

注释

[1]《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2]载彭适凡主编《百越民族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14页。

[3]张正明《屈原赋的民族学考察》,《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

[4]刘玉堂《试论楚文化对越文化的吸收》,载彭适凡主编《百越民族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5]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百越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6]《竹书纪年》卷下。

[7]司马迁《史记》卷四一《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8]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67页。

[9]参见周宗贤《百越与华夏族及其他民族的关系》,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张雄《东、南“越”文化同中原文化相互交融》,《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10]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1]凌纯声《古代闽越人与台湾土著族》,《台海文化论集)(一),台湾1954年版,第27页。

[12]黄士强《台北芝山岩遗址发掘报告》,台北市文献委员会1984年印行。

[13]林惠祥《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55年第4期。

[14]鹿野忠雄《台湾先史时代之文化层》,《学海》第一卷第六号,1944年。

[15]金关丈夫《台湾先史进代靴形石器考》,《人文科学论丛》第一辑,台北,1950年。

[16]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外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5期。

[17] [20]严文明《略论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和传播》,《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2期;游修龄《太湖地区稻作起源及其传播和发展问题》,见《太湖地区农史论文集》,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1988年。

[18]游修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文物》1976年第8期。

[19]牟永抗、魏正瑾、吴玉贤、梅福根《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21] []赤泽建《日本的水稻栽培》,载《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22]佐佐木高明著、尹绍亭译《日本稻作的形成》,见《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23]张建世编译《日本学者对绳文时代从中国传去农作物的追溯》,载《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24]林键一《利用酯酶同功酶电泳分析研究作物品种的遗传变异及其地理分布》,载《国外农业科技资料》1975年第2期。

[25]游修龄:《百越农业对后世农业的影响》,《浙江学刊》1990年第6期。

[26] []田中耕司:《稻作技术之类型及其分布》,渡部忠世主编:《亚洲稻作史》卷一,小学馆1987年版。

[27]《日本蚕丝学杂志》1967年第2期。

[28]杨建芳《中国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水平及特点》,《人类学论文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9]布目顺郎《绢の道——长江下流域ルートを探事》,《弥生の使者徐福》第106~108页,1989年。

[30]蒋猷龙《世界蚕丝业科学技术大事记》,《丝绸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6期。

[31]森浩一《关于日本弥生文化的山城与越文化的关系》,《浙江学刊》1990年第6期。

[32]浙江博物馆《河姆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址》,《文物》1976年第8期。

[33] [44]安志敏《江南文化与古代的日本》,《考古》1990年第4期。

[34]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见《沫若文集》第15卷第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35] [39]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6]王仲殊《古代的日中关系——从志贺岛的金印到高松塚的海兽葡萄镜》,《考古》1989年第5期。

[37] []松本清张编《古代出雲王权は存在したガ》,山阴中央新闻社1984年版。

[38]罗香林《古代越族考》,《江苏研究》(吴越文化专号)1937635~6合期。

[40]绍兴市文管会《浙江绍兴富盛战国窑址》,《考古》1979年第3期;《三十年来浙江文物考古工作》,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41]载《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42]《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博物院展》图版拾叁,1981年版。

[43]唐津市、唐津市教育委员会《菜畑——佐贺县唐津市にすけそる初期遗迹の调查》图版贰,1982年。

[45]详见夏恒翔、孟宪仁《从语言化石看吴越人东渡日本》,《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46] [50]陈桥驿《吴越文化与中日两国的史前交流》,《浙江学刊》1990年第4期。

[47]《风俗通义·怪神篇》。

[48]乌越宪三郎《日本人的起源之谜》,《历史读本》1983年第9期。

[49]详见夏恒翔、孟宪仁《从语言化石看吴越人东渡日本》,《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51]杨斌《徐福东渡之谜》,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52]见魏桥主编《国际百越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比版社1994年版。另徐氏尚著有《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一书。对此有详细的阐述。

[53] [54]参见陈国强、蒋炳钊等著《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55]DIXON.R.B.-THERACIALHISTORYOFMAN.1923

[56](越)陶维英《越南古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57]魏桥主编《国际百越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58]见《南京博物院集刊》1980年第2期。

[59] [61]石钟健《古代中国船只到达美洲的文物证据——石锚和有段石锛》,《思想战线》1983年第1期。

[60] [63]转引自林岩《美洲海底发现中国古代“石锚”》,见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历史与文物资料》(6),第27页,1980年第7期。

[62]以上参见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64]王洪勋《三千年古城——蒂瓦纳库遗址一瞥》,见《光明日报》198332日,该文附有照片:《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返回顶部|网站地图|联系我们|浙ICP备14029982号-1

联系地址:绍兴市越城区马臻路441号 电子邮件:sxsjhyjh@163.com

电话:0575-85330120,85356217 传真:0575—85356217

Copyright © 2014-2017 绍兴市鉴湖研究会 版权所有 网页设计:图优网

浙公网安备 33060202000175号